《学术志业》

时间:2016年11月25日 14:00

地点:四川美术学院(新校区)绘画楼公共课三教室(HA203)

 

此次講座的主題為≪學術志業≫,將涉及如下内容:

大學中的大學!/何謂深淵?/數碼時代中,世界已經袪魅,學人何為?/在今天,做藝術應持怎樣的一種歷史觀?/立誠之學。

 

主讲人:陈韶东

2006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版畫系,現埶教於新媒體藝術系;作為終身學習者,陈韶東日常生活中從事閱讀和寫作,將書法/繪畫和詩詞作為問题思考的内部媒介,近年來圍繞着”修身或者空間生產”/”時間及他者的政治”/”全球化與本地解域”三大線束,構建起視野寬闊的課題研究網絡,對外應化為多種類型的藝術裝置集合。

 

 

主讲人部分作品介绍:

尚未命名的档案(局部)/装置/尺寸可变/2015

  

球体捕获器/装置/尺寸可变/2015

围堵其中的偶然/装置/尺寸可变/2015

 

 

 

讲座现场:

 

 

 

朱小禾老师在陈韶东“学术志业”讲座上的发言:

朱小禾:今天的讲座内容没有区分具体专业。因为按我们的说法讲,本工作室的教学方向是很单义的,单义就是不以专业等方式来区分,而是按照每个同学自己喜欢的媒介去处理工作。同时我们的同学们也熟悉各种媒介,比如油画、版画等媒介。但是有一种媒介是川美学生训练得比较差的媒介:文字的媒介。其实,文字的媒介也不能说川美的学生很差,应该说川美的学生在这方面很弱智。他们把文字的东西看成是理论,并且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说法:搞艺术是靠感觉!这个偏见是非常害人的。因为,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感觉早就被理论化了,我们的同学反对理论,去靠感觉,但我们所说的感觉全部是很陈旧的理论,色彩理论、素描理论、写生理论、现实主义的理论、社会学理论等。这些理论在现在的艺术背景下显得非常过时,非常的简陋,非常的粗糙。现在的思想家和艺术家,他们的装备除了媒介更主要的是理论装备。而如今我们国家搞艺术的人的理论装备太差了,还在使用小米加步枪,这直接导致了我们的艺术作品非常的简单。

 

我今天请来韶东做这个讲座的目的是有强烈针对性的,韶东十多年来大量阅读思想家的作品,可以说他的理论装备十分先进,他在等待一个“阅兵式”,他将会展示他的理论装备。现在的艺术家厚颜无耻到了没有武器也要打仗的地步,居然还把粗制滥造的东西拿去参加国内的重要展览和国际性的展览,还要得奖,这真的是个笑话。这些个笑话总是这样统治着艺术界,我觉得是不会长久的。将来的艺术如果不在理论方面痛下功夫是不能达到一定高度的。我觉得就像马克思一样,当年在革命活动进行的非常活跃的时候,马克思的同事都去参加了革命活动,马克思就劝他的同事们:“你们到图书馆去学习,不要参加那些活动。”很多同事没听他的劝告,但是马克思自己就在大英图书馆坐了四十年,最后他给世界奉献了一本《资本论》。这本《资本论》把世界翻了个底朝天,他的《资本论》比那些参加革命的同事写的口号、煽情文章和简陋的言论力量大的太多。《资本论》就是原子弹,其他的同事和革命党都是冷兵器。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到现在也没有人可以批判,《资本论》的地位根本无法撼动。所以在我看来现在那些学艺术的人不重视理论是没有出路的,以后中国将是艺术“菜市场”最发达的国家,将来交通更加方便了,外国人想买一些装饰画之类的,都会到我们中国来买。我们作为美术院校的学生,完全不重视理论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

 

我们单义工作室在这一方面要比其他学生做的好一些,因为我经常用一些很奇怪的文字来滋补他们的思维,就像一些营养非常浓缩的高蛋白。这是智力和思想的高蛋白,其他的学生就很难吃到这些高蛋白的东西。今天韶东为大家提供的就是高蛋白,大家在听他讲座的时候不要将其认为是一种教条的理论,应该看成是一种滋补品,它能开动我们的思维,让我们活跃。我之前也开了一个讲座,我说:“我为什么这么狂妄?是你们助长了我的狂妄,因为你们没有武器拦截我。”我当时如入无人之境,没有遇到像样的拦截和抵抗,都是即兴“放几枪”。仿佛我是全副武装,对方则是扔了几块小石头、几个罐子、几个西红柿和几个鸡蛋来。我估计韶东今天也会遇到这种情况。如果韶东能够遇到抵抗,我觉得就很精彩,千万不要对韶东的优良装备扔小石头、鸡蛋、西红柿,这只能给他带来一些不快,而不能触及他。只会让他觉得很麻烦,回去又要洗衣服,而不会伤到他。如果谁的武器能够伤到他,我觉得就很精彩了。我给我们特色班也说了这种情况,如果谁真的能够让他狂妄的脚步犹豫、放慢或者停顿,我对我们今天的谈话就非常满意了。

 

实际上一个讲座就是韶东说的扔飞盘,就是把飞盘扔出去。大家都来扔飞盘,大家都可以提出问题来讨论。在黄桷坪老校区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,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。

 

以后我们上课都应该这样,当一个观点扔出来以后,马上可以抵制,这种抵制很好。在这个抵制当中它会产生一种新的东西,如果不抵制的话这个话语太干净了。很多话语要打断它,任何话都可以打断,找到那个裂缝,然后撕开,撕开以后让说话的人重新组织他的话语,组织之后再给他撕开。最后,可以把这个话的缝隙编织得越来越小,越来越小。

 

越来越小以后,那个话语就僵化掉了,自己把自己砸掉。我觉得这个很好,没有什么教育。我们现在大学还在讲色彩理论,讲素描结构,这个东西作为一种渠道作为一种跳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问题是,很多人没有把他作为一种跳床,他在上面待着就不走了,跳到上面以后就安居乐业,不走了,跳床上就塞满了人。跳床就是跳床,只准你待几秒钟就跳下来。所有的知识理论的功能就是一个跳床,跳床不能没有。所以我觉得老师讲课,下面有学生反驳他,把他的话撕开,找他的漏洞,然后钻进去开始敲敲敲,凿洞,就像巴丢说的“在知识上凿洞”。这种凿洞就非常解构那种结构知识,色彩知识,以及像艺术来源于生活这种舆论。实际上,那个话语就像人老了以后的骨质疏松,骨质疏松就是:骨头里面全是洞,一个知识,一个学校太老了以后也一样。所以这个架构就需要很多知识、很多人来填补这些洞。没有什么话语全部对。我上课经常对学生说:我的话你们可以马上可以反驳,可以当做耳边风,也可以不听我的。如果你不听我的,跑到未知的地方去了,我不知道怎么说你,那就很精彩。不听我的,回“老家”去了,回你“外婆家”去了,那我肯定很沮丧。如果你“失踪”了,那就很厉害。但是我在“老家”又找到你了就很扫兴。因为你不过就是为了舒服,回到老的话语里面,回到传统话语里面,你感到很舒服,很熟悉。我觉得习关磊这个挺好,挺有意思的。

 

比如说我讲课,没有遇到抵抗的,我就觉得这学生太弱了。我喜欢遇到抵抗的,后脑勺突然被敲了一下,昏掉了,起来说“这是谁敲的?”那就很精彩。

 

说话就是你用语音,用文字来编排一些话语。这个话语越奇怪越好,这里没有对和错,编的对或不对有时找不到参照,找不到理论的参照。就是你说出来了。就像维特根斯坦、德里达他们的讲话。维特根斯坦很奇怪,他上课时睡在讲台上,他说他自己特别放松,然后就开始吐出话语,他一边吐一边编,最后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,德里达也是这样。如果我们养成这样的氛围,我们可以这样用语音和文字的媒介,那么我们用其他媒介也可以这样。

 

现在我们说颜色还是色彩关系、冷暖关系,这些显得太原始了。现在我们是讲物理学、生理学上对色彩的认识,这是个常识,我们就把这个常识拿来做艺术,那么这个艺术肯定就很菜。如果我们把色彩抛出去以后,像拉玛努金那种方法——根据直觉来组合,发现公式,发现一个色彩的配置,那么这个真的很精彩。我们把这个养成思维运行的习惯,那我们用语音和文字媒介,用线条媒介,运作起来像抛飞盘一样,抛出去后,在天上开始编,编好后落到地上来就是一个形态,但这个形态很快就没了,就没有一劳永逸了。

 

所以讲座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大家都来做思想的体操,就这样思辨,胆子大一点,想怎么说就怎么说,不需要用什么东西来验证,没有客观验证,也没有主观验证,也没有理论验证;那么这个验证就是靠吐字的那个过程,那种严密性,和临时的效果。所以临时的效果就是观念,这观念过一会又没了。比如:马克思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无产阶级,马克思之前就是流浪者、贫困的工人、失业的工人,他们只是在经济上成立,政治上根本就不成立,这个名称就是马克思发明的。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根据工厂的报表和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观念,把这些工厂报表进行编排研究,发现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产生了剩余价值。他们为资本家、工厂干活的时候,有些多余的劳动,就为资本家创造了这些多余的利润,于是马克思就命名这个阶级叫无产阶级。他命名了以后,这个阶级才正式成立。以前我们没有发现无产阶级是个政治实体,后来我们觉得无产阶级应该当家做主,而不是这些有产者。就像国际歌唱的那样:“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,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。”所以说,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是个创造,是马克思发明的。艺术也是一样的,比如:沃霍尔他们发明的那些概念,都是之前没有的,而不是说那个概念符合社会发展规律。连社会发展规律都没有,都是发明出来的。包括黑洞等,怎么可能去观察,都是理论演算,数学演算发现的。然后我们拿望远镜一看,那个东西确实拿任何理论都没办法说,任何物质进去都会消失,它不是个实际存在,没法观察,根据周围运动只有那个地方没有运动,那么那个地方就是黑洞。比如:拉玛努金的公式,都是大胆的假设。他去世了以后很多数学家以证明他的公式为生。艺术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同学往往在想这样做对不对,胆子很小,实际上就是通过讲座通过这些东西,训练大家那种敢于说话,敢于做事情的能力。刚刚说“无条件的去追求真理”,现在我们不可能无条件去追求真理,而肯定会去追求具体的问题,就业的压力等等,全都压到大学里面了。大学就是个办事机构那种很自由的思想和探讨肯定要受很大的影响。

 

我和奚乐老师商量了下次的讲座,他的题目很有意思,他说“小空间”,题目叫“纽约的小空间”。我们现在太注重大空间,大的环境:社会环境、生存环境。实际上有“小空间”,我们的自由肯定是在小空间里面的。下次讲座我不在。你们可以围绕这个问题讨论。

 

像韶东说的,正因为他的装备和常规的理论不一样,所以他的讲座不可能像常规的讲座那样喋喋不休,很连贯,很整体化,很逻辑。他就是突然闪一下,歇一下,又闪一下,又歇一下。可以说这也是当代思想的一种特征,比较零散,还不可能完全把它总体化。所以大家都可以说,你们发言千万不要想最终要表达什么意思。比方:我上学的时候,老师说:“你到底要说什么意思?”他这么说就把我吓住了,我就不敢说了。我觉得老师如果这么说,那确实还是很传统。有时确实不知道什么意思,只想到了零星的几句话,我把它吐出来,这些话会带出其他的话语来,话语出来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话是什么意思。传统的教育都是让人想好再说,而往往想好了就不想说了,想都想好了我还说什么,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建构话语,我的话语是在说的过程中建构的,想好了也就懒得说了,它已经完成了。我在单义工作室上课,说完了以后我也很后怕,我说整理录音资料的时候千万要给我看,因为我说话信口开河,说着说着就不知道说到什么地方去了,说不定还招来麻烦。所以说我在单义艺术中说,艺术家真的没有立场。

 

我们在运作的时候,要连接,就是甩很多钩子出去,钩到了什么你也不知道。就像抛绣球一样,如果被一个帅哥接到了那就会高兴,抛出去被一个很丑的人接住了也得认,因为只有一个绣球。如果是一百个绣球,但是你觉得丑八怪太多了,很不舒服,那剪断不就行了,剪完又扔嘛。就是我们没有事先的立场,也不可能控制这个局面。如果你很不满意这个结果,那就想办法拆掉,但你没办法主观想:我要找的是那个帅哥。

 

所以我们有时不能简单地用什么人性、人权等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来说,因为在不同的环境,不同的操作这是最有力量的东西,比感情等等都重要。我们不能用大众媒体说的人性等这些陈词滥调,有时候确实是我们说的生产力,或者是社会无情的运作。艺术也是这样的,我们的艺术为什么那么菜?他老是讲很陈旧的人文主义话语。很多艺术家的言论,他的原理就完全是很过时的一个人文主义者在说该什么,用浪漫主义、人文主义小资情调来说。所以说他的那个东西虽然得到很多人的认可,但是我觉得太简单,完全不知道话语是怎么回事,完全是一厢情愿。这是中国艺术都应该思考的问题,不是消极的排斥,所以我们在做事情、发言之前,不要有那些框框。为什么我的工作室叫单义艺术,就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,也没有进步的和落后的,都没有这些东西,操作就是操作。

 

有个例子很好,说爱因斯坦确定这个世界肯定有个规律,有个总体的规律,任何事都可以解释,什么东西之间连接都是有规律的。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以后就开始研究总体性,后来科学家对他的评价说后面他就浪费了时间。霍金说上帝是个赌徒,他用骰子来创造宇宙,还把骰子扔到你找不到的地方,所以根本就没有规律。为什么要这么连接?真的是不知道,没有参照。尼采说的很干脆,上帝都死了你还参照谁。所以说把思维分成艺术的思维、物理的思维是根本不可能的,各行各业如果要做出好的东西,就必须需要很复杂的思维。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解释已经太复杂了,你不能完全把这些解释视而不见,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现在做艺术真的是很难,现在做什么都很难啊。我看了电影《模仿游戏》,是讲图灵的。如果要破解德国的密码,人工破解需要几千万亿次手工运算才解得出来,图灵说的就是:我们不应该用人脑来对抗机器,我们应该用机器来对抗机器。这个机器是什么呢?就是一个非人脑的技术装备。我们只有用这个东西才能解决问题。所以我们学艺术靠一点情感,虚起眼睛看一看就能发现自然的秘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足够复杂,应该靠理论来造一个大脑。要生成机器。靠理论来造一个大脑,这个大脑才足够应对自然复杂的解释的体系。就像图灵说的那句话。后来他就发明了我们现在用的电脑,我们现在电脑的前身就是他搞的。那是像一个房间那么大的机器。我们发现这个情境:图灵要解一个密码、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,他只把几个字母输在那个像房间一样大的机器里面,那些科学家全都在旁边傻看着,图灵也傻看着,无所作为,机器在转,不是人的思考,机器轰轰轰,结论就出来了。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被破掉了。你靠人脑去破译这个密码真的要靠几千万年的人力工作。这个问题就是我刚说明的问题,我们不学习不读书就找到感觉,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所以我们现在当艺术家很难,当艺术家必须学习,必须很痛苦地学习,必须改造我们的思想,把我们的思想全都换成机器。换成理论机器,很多零件很多齿轮同时在脑子里转,我们就像图灵一样在一旁傻看着,等结果吧。

 

我们今天下午的话题肯定是最尖端的。在目前任何学校的美术讲座都不可能谈到这个程度,就是说要把艺术家的头脑废掉,把艺术家的感觉废掉。我们用新的材料做一个新的东西出来:做一个新的头脑,做一个新的感知器官。就像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,国民党抓到共产党拷打之后得出一个结论:他们是特殊材料做的。

 

艺术家头脑也应该是特殊材料做的,不是很日常的感觉。比如:这个女人很美、这个风景很美、很有情调、你看那片云彩、一层薄雾早上在森林旁边飘过,陶醉啊陶醉、那个草地的芬芳。这些陈词滥调,以后用来做艺术,是不可能的了。现在我们得重新思考,草地到底是个什么味道,森林到底呈现的是什么视野。一切都要重新装备,而不能用你的自然视野。

 

就像图灵一样。图灵就是宣告了人脑的失败,宣告了天才的失败。虽然他自己也是天才。后来他因为同性恋被警察拷问,他说我是谁?我是机器,还是什么?他自己都不知道了。那个对白很精彩。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被提出来,这个问题大家不关注也能照样毕业,照样在社会上混,照样混到死。但是这个问题想到了,提出来关注一下也是可以的。

 

这就是非常尖端的问题,就像拉马努金发明的数学公式一样,这些公式也许几万年都在自然界中找不到证明,但是他的确是另一个数学机器产生的结论与判断。他死了之后留下了几千个公式,现在被破解了的公式也没有多少。破解了就会得个什么数学奖。我们思考艺术也可以先站在极端的上面来,做艺术最终是怎么回事?思考完了,很累了我们下来就是了。维特根斯坦说了一句话:“智慧的高峰一片荒芜,生活的低谷开满鲜花。”维特根斯坦后面又说了一句话:“我愿意到低谷中去”。也确实,上面太累了你就去低谷嘛,但是你知道高峰在什么地方,心里还是有数的。不要盲目自大,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全部都是在鲜花盛开的村庄,我们说要去攀登高峰,但我们不知道有高峰的存在,就是很自大。那些“大师”出来很拽,就在那个鲜花里面,那个村庄里面溜达,被村民所拥戴,乡长对他们很客气,这就很可笑。那些大腕写的些东西我觉得好幼稚哦,可能正因为他幼稚他才出了名了。因为高原没有人,东西再好没有人捧你,也没用。所以说那些大腕都是很优秀的村民。我们今天这种讲座其实是很不合时宜的,只不过这就是我们要看的高峰,看高峰在什么地方。攀登高峰太累了我们不去爬它,但是我们可以仰望一下啊,隔很远看到云里面漏一点迹象出来,我们不能完全不看吧?有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高峰,虽然我们天天呆在村庄里。中国大腕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高峰,过得太舒服了,草地上捡捡蘑菇,森林里面吸点氧,然后很多漂亮的村姑跟着他们,就让他们很舒服很满意了,然后把村里面那些父母官都照顾的很好,就是这样。

 

但是在科学界,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。你如果这么做,马上下课!所以说艺术界就有特权,这个特权是什么特权呢?是可以呆在村庄里的特权。在科学界,在哲学界,就没有这个特权,你如果老是呆在村庄里的话会马上出局。村庄都没了你在什么地方呆?在科学界,在哲学界根本就没有什么鲜花盛开的村庄,全部都是严酷的高山峻岭,如果不攀爬你就要下课。丹佛说了一句很好的话:“生活在历史中是一种特权。”我们的艺术家都是生活在历史中,都画画我们中国的故事、讲讲中国的风景、说说中国的风土人情,他就可以成为大师。出国去访问的时候为什么国外的人那么欢迎他们呢?这就像那个刘姥姥进了大观园,那些太太小姐们都很喜欢她,就给太太小姐们讲一讲乡下的故事,那些太太小姐们听一下你们乡下是怎么回事,听得还是很过瘾啊。凤姐啊之类的都觉得刘姥姥很可爱。还有就是弄点豆瓣弄点豆腐放到别人的餐桌上,也可以嘛。这就是当今中国,我们面向世界靠的是什么,靠的是土特产。我们带点豆瓣,你们美国没有吧?我们有。美国人吃一点豆瓣也可以说:哦是这个味道的,但是美国人还可能会说你这个不环保,不是绿色食品。

 

所以我们只是在小范围以内给大家介绍一下高原的情况。德勒兹有一本书名字叫《千高原》,在文化世界存在着“千高原”,而不是鲜花盛开的村庄。如果有些同学有志向去攀登这些高原也是挺有意思的。虽然爬上一坐高原很有意思,但是我现在觉得几乎不可能。所以我在单义工作室招生的时候写了一段,要同学们家境条件尽量好一点,好一点就不会老想着卖画,卖不掉就没有生活来源了,要赶紧卖,而要卖画就只有到村里去卖,卖给村民。高山上没有人去买你的画,只有在平原,在村庄,在居民很多的地方,这些居民都是暴发户啊,他们有钱买。单义工作室我是这么想的:主要还是引导大家,尽量爬山,能爬多高就算多高。在现在爬到一定程度就没有人了,这就是个问题。但是家境条件好一点还是可以保障你过日子嘛。我说的是这几年,出去以后我没有这个要求,出去之后还是让别人去登山,我觉得真是太残酷了。别人要成家要买车买房,按揭……这类很具体的一些问题。做有志青年现在很难很难。

 

以后我们单义工作室每个学期就要进行两三次这样讲座,就请一些思想活跃的人。不是很俗气、很社会化的人才,而是按我们的价值观判断很优秀的人才。以后就是一个桌子,今天这个教室不对。刚韶东说的平面问题,开始,讲座者把自己的问题抛出以后,这个观点就抛到平面上,观念作为一个主体,大家围绕这个平面,所有人都很平等的展开讨论,只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,有一些要求,就是畏惧这种问题。比如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,他们有一些圈子啊,比如布勒东,他们的圈子很严格的,你要到这个圈子里来,就必须具备一些思考一些话语。比如说:你上来说一些很常规的,很传统的话语,听起来也不靠谱啊。一定会有很竞争的关系,这和讲座者不是一个听讲座的关系,而是和他竞争。如果我们单义工作室达到这种程度,我觉得就很可以。以前有些学生出去看展览就会盲目的崇拜,在这么大的地方做展览肯定是很厉害啊。我觉得我们工作室的学生就很好,可以完全不买那种账。我觉得这挺好的,马上一个平面就产生了。就是韶东刚刚也说的这个情况,我们和不同时代的人也应该在一个平面上,而不是他们老朽了,其实也是在一个平面上。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去征用这些人的不同的力量,目的就是给我们增加力量,让我们进行今后的创作。这个讲座本身就是单义工作室举办的讲座,本来就很奇怪。单义工作室本来就很奇怪,很多理念本来就和学校不一样,学校也给我们很大的特权,他不干涉。正规的系科,可能会考虑到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是传统的几十年不变的一个思路。但是我们的讲座就肯定不是,我们在这个空间可以。

 

我们还可以请韶东的老师,张明老师。他整天在家里读海德格和维特根斯坦。只是他有点像霍金,他不能走路了,可以让龙江去接他来做个讲座,他很厉害。他也会讲究你说话的吐字,他发现你说话太常规了,完全没有尖锐性,没有重要性,他马上嘲笑你。下次讲座把张明老师请来,大家谁想挑战一下也可以啊,很可能你说话太弱了会被他侮辱,他侮辱人的方法是一套一套的。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啊,我们可以经常请这些怪人来。

 

以前我和张老师去南泉,我们一人带一本书去,读累了就在南泉的街道旁躺那睡着了,两个人都睡着了,后来我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人说“这两个人喝醉了,喝醉了”,那个时候也不讲究,就在地上睡觉了。那个老师主要是身体不好。他读海德格尔《存在与时间》读了在上面批注,书上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批注。

 

我在单义艺术教学我还是很幸福,我的学生确实是水平很高,他们的抱负都很高,品质都很好。我要向学校建议把老校区那边摆了工艺品摊位的人全部赶走,不能让川美变得那么低级趣味。让家长看到送小孩过来,花那么多学费,就学这些东西,还美其名叫非物质文化,非物质文化怎么能被这些人糟蹋?既然是非物质文化,那么他就应该是一种思辨的文化、一种实验的文化,他就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,不是这些糟糕的东西。

 

以后我希望我们的讲座虽然场面不是很热闹,场面不是很大,就是小范围的讨论一下艺术。直到某一天学校跟我说,这个班还是不办了吧,就到那一天为止。就像泰坦尼克号要沉了,周围的人都在逃命,除了还在拉小提琴的人。我希望我们以后的讲座就是几个拉小提琴的人。我可能就拉个最差的乐器,好的乐器由韶东他们去掌握。

 

我想起卡夫卡说的一句话:“从外面回到屋子里,从屋子里回到床上。”卡夫卡就是这么谦卑的写出了这么伟大的作品《变形计》。

 

 

 

单义工作室

2016年11月25日